聚道与聚财——古代收藏的义利观

　　义和利是一对相反的范畴，“义”即  “宜”，意为应该，现代汉语词典对  “义”的解释是：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  “利”作为“义”的对立面，特别是指私利，即使用不公正、不合理、不应该的手段去达到获利的目的。义利观反映人们对待客观事物的态度，在收藏活动中也有它们的体现。
　　收藏活动的“义”与收藏态度相关，明代董其昌说：“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财”(《骨董十三说》)。本着“聚道”的精神从事收藏的人，是因治学而收藏，因而在收藏中能“留心学问之中，  得事物之本来终始”。留心学问需与人切磋，这使收藏家愿意公诸藏品，用以互惠、惠人，有的甚至能把藏品服务于社会公益，体现了收藏活动的“义”。而本着“聚财”目的从事收藏的人，却处处盘算藏品能否获利，他们多将藏品秘藏，用以居奇，有的甚至采用制假、欺骗等手段来谋利。两种收藏态度在古代收藏者中都存在。
　　  古代收藏家在收藏活动中公诸藏品，互惠惠人的例子很多。如明代藏书家宋存理、吴宽、阎秀卿、都穆等倡导  抄书，将自己的藏书无偿提供给朋友借抄，以丰富各自的收藏。
　　  古人除借抄图书外，也有借画临摹的。《画史会要》记载，赵希远与董玄宰去京口拜访张修羽，见其所藏黄子久《浮峦暖翠》，十分喜爱。董玄宰嘱赵希远收缩小幅，临摹此画，张修羽特提供城南一处别墅供赵希远摹画。古代收藏家之间的互惠交流还有其他形式，如有的相约举行“清玩会”，各自携藏品参加；有的将藏品载于“书画船”上，乘船出外寻朋访友。此类活动在古籍中有不少记载。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小生产发达的封闭性社会，藏品私有的观念较强，因此，古代收藏家真正以藏品服务于社会的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北宋时代，有一个藏书家李常，少年时曾自学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积书这9千余卷。后来，他考中了进士，出仕为官，就把藏书存放于居住过的僧舍，让天下士子阅读。苏乐坡曾在那儿读过不少书，特为此事写了《李氏山房藏书记》，褒扬李常捐书士林的义举。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心源，也在光绪八年(1882年)向政府提出，愿把守先阁收藏的明清刻本和抄本书向社会公开，让天下士子阅览。近人陈登原认为，藏书家将书籍公诸士林，可避免书随人?而以种种互惠、惠人之法公诸社会，于保存古代文化同样大有裨益，亦可称之  为“爱藏有德”。“爱藏有德”与收藏的  “聚遭”精神是相一致的，它体现了古代收藏活动中的“义”。
　　  古人收藏中与“聚道”精神相反的，  是为一己之私利而“聚财”，将藏品秘藏是“聚财”的表现形式之一。艺风老人批评清代咸丰、同治以来收藏家的秘藏风气时说：“京师巨公，以深藏为旨，以独特为奇，不留一目，不跋一言。”他在  《流通古书约》的题跋中记述了一则故事：北京某公存有一部亡父的遗稿，箧藏甚珍。凡有人问其下落，他便说遗稿存在，还未付梓；有人向其借抄，他说待刻印后相赠一部，免受抄书之累；又有人提出代他刻印，他说刻印自己责无旁贷。然而，此公不久亡故，遗稿终因未付梓而失传。
　　  古人收藏“聚财”的表现形式之二，是制假。制假在古代相当盛行，  特别明清时期，藏品的制假活动十分猖獗，书画、青铜器、古帖、古书、古玩等几平所有的藏品都有假货，许多藏品一经流传  ，立刻有人仿制假冒。如《宣炉博论》称，明宣德年间所造宣炉，至天启时已是“真者十一，赝者十九”。明清藏品制假者不仅有商贩、工匠，而目有不少收藏家，  甚至连一些有名望的收藏家也介入制假活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明清藏品制假的方法很多，《考盘余事》、《燕闲清赏笺》、《博物要览》等书记载多种藏品的制假方法，如以酽醋外涂、烟熏、刀刻、水浸、炭烤、地埋等法制作假青铜器；以板残、湿霉、火燎、烟熏、置蛀米柜中等法制作假宋版书；  以夹纱拓、香烟熏、香和糊等法制作赝帖等。沈德符形容制假像变戏法那样，“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则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令人真伪莫测。收藏者参与制假的目的当然是为“聚! 财”，然而，其最终的结果却往往聚不了财。制假倡獗对收藏活动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很多收藏者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赝品制作者自身也往往受累。
　　  收藏“聚财”的表现形式之三，是欺骗。古代收藏者在交往中不以诚信待人，以欺骗手法获取藏品的事例屡有发生。如宋代时谚称：“借书一痴，还书一痴。”反映当时社会上借书不还的风气。《侯鲭录》曰：”颍州一士子，九经各数十部，皆有题记，是谓借诸人之书不还者，每炫本多。”借了别人的书不还，还要夸耀自己书多，这真是恬不知趾。  明人周晖《金陵琐事》记载，金陵有些人专以欺骗手段夺人藏品。周晖旧邻应主簿家有一块龙雕祖母绿石，游客出银五百两不肯售。一日，有一索姓回民求见，应主薄将宝石拿给他看，持玩间，突然张回将宝石吞入腹中。应主簿欲和他打宫司，但苦无人证、物证，最后只得自认晦气。
　　  《清裨类钞》记载的欺骗事更为卑劣。光绪末年，扬州有一盐商，好收藏。有人以道士所戴玉笄求售，称是王右军遗物，索价四千金。盐商十分喜爱，只是认为太贵，说只值数百金，那人把东西留下便走了。次日，有客人来访，讨论玉器。盐商出示玉笄，客人大笑说，这是假货，某年某月某日，我亲眼见那人在宜兴定造。盐商被他一激，勃然大怒，猛拍几案，玉拜! 应手而碎。又过了几日，那人拿着某公子的信函来，信中说：“近闻有王右军时物，是真希世之宝，我已允价五千金买下，此物在您家中，请交其人带来。”盐商见信，又怕又怒，说：“这是假的，我已击碎了。”那人故作震惊说：“上次议价值四千金，哪会有击碎的道理。”  盐商被逼无奈，说出缘由。那人说，宜兴造的假货确有其事，不过那是为了应付索宝观看者所造，假的我还留着，说着从怀中掏出一玉笄给盐商看，盐商目瞪口呆。那人又以贵公子答应花五千金买下要挟，盐商最后不得已，只好赔了三千金，才了结此事。
　　  上述秘藏、制假、欺骗等在古人的收藏活动中，从来都是为人深恶痛绝严加声讨的，它们和收藏活动的义举相比，真有霄壤之别，其中的妍媸美恶，自然不言而明。
　　  时至今日，收藏者中仍有聚道、聚财两种不同态度的人，古人的事例或可成为镜子，使我们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