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的乐舞艺术

　　敦煌壁画中的胡旋舞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西凉乐》为代表的艺术创新，鼓吹乐、横吹军乐的盛行，佛教音乐的传入和异军突起，都使这一时期甘肃的乐舞艺术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充满浓郁的区域乡土气息。在中国乐舞艺术史上别具一格，亮点突出。

　　铜铙图

　　在民族交流中产生的《西凉乐》

　　《西凉乐》最早产生于凉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晋末，中原丧乱，张轨占据的河西相对安定，一部分西晋的宫廷乐人逃往河西，他们将中原《清商乐》带到凉州一带，杂以羌胡之声，形成当地官民喜爱、流行的音乐。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派大将吕光率领七万精兵征服西域，将高僧鸠摩罗什从龟兹（治所在今新疆库车县）迎到河西。同时，吕光还将一部完整的《龟兹乐》连同20个乐工及乐器搬到凉州。这时候，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随即灭亡。吕光乃在凉州建立后凉政权。后凉和接着建立的北凉政权将来自中原的《清商乐》、来自西域的《龟兹乐》同当地羌胡乐相融合，改造成为新乐，取名《秦汉伎》。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将这部《秦汉伎》带到其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改名叫《西凉乐》，并作为宫廷乐。《西凉乐》流传到西魏、北周之际，又改称《国伎》。直到隋唐时期，《西凉乐》被选入宫廷乐。它是甘肃对中国传统乐舞文化的一大贡献。

　　《西凉乐》的演奏乐器有19种，乐工27人，“管弦杂曲数百”。乐器中的钟、磬是凉州所传的中原旧乐器，曲颈琵琶、竖头箜篌等来自西域。《杨泽新声》《神白马》等乐曲，原都是胡戎之歌。它的歌曲《沙石疆》，舞曲《天曲》《于阗佛曲》等，又是从新疆流传的佛曲移植过来。从《清商乐》《龟兹乐》到《秦汉伎》，再到《西凉乐》，反映了甘肃同中原、西域乐舞的交流融合过程。隋唐时期，《西凉乐》不仅入选为宫廷乐，还得到各族官民的普遍喜爱。杜佑在《通典》中说，北魏建立十几年后，才创制宗庙乐，但仍然是“钟管不备，乐章既缺”，只能杂用鲜卑人的《簸逻回歌》等来祭祀祖先。直到魏太武帝灭北凉，平河西，得到《西凉乐》后，北魏的宫廷乐舞才算完备。唐朝诗人杜牧《河湟》诗说：“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康熙《御定全唐诗》卷521）说明《西凉乐》在不断地融汇创新中，博得各时代、各民族的衷心喜爱。

　　这一时期，西域的《高昌乐》《疏勒乐》《于阗乐》，印度的《天竺乐》等乐舞艺术通过各种途径传到甘肃。甘肃乐舞在同西域、天竺乐舞，中原乐舞交流融汇中不断吸收新鲜血液，获得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举例说，《天竺乐》的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贝等，九种合为一部，乐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朝天曲》等。自张重华据有凉州，《天竺乐》不仅在河西流传开来，还“重译来贡”到中原王朝，成为甘肃乃至中国传统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被统称为“陇上声”的甘肃各族传统乐舞，也还在广泛地流传。据北朝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北魏宗室、河间王元琛最为豪富，他有“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其中：有婢朝云善吹篪（chí，一种像笛子的乐器），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篪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

　　元琛歌伎朝云的乐声能感动陇上叛羌，由此判断她所吹奏的“陇上声”，应当包括甘肃一带的羌族音乐。朝云吹奏的乐曲，比“快马健儿”的力量还大，能感动叛羌“相率归降”，那艺术感染力确实很强。

　　这一时期甘肃流行的民族乐舞不仅形成固定的乐器、乐曲及出演人数，而且连舞人、乐工的表演服饰也相对固定化。如河西流行的《高昌舞》，舞人穿白袄锦袖，赤皮靴，赤皮带，红帓额（束发头巾）。《龟兹舞》的乐工戴皂丝布头巾，穿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裤。舞者四人，红帓额，穿绯袄，白裤帑，乌皮靴。《疏勒舞》的乐工着皂丝布头巾，白丝布袍，锦襟褾白丝布裤。每场出演者二人。《于阗舞》有佛曲伴奏。（陈旸《乐书》卷174）

　　酒泉丁家闸魏晋墓壁画 《奏乐图》

　　鼓吹、横吹和百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