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新的叙事语法与Z世代产生共鸣(2)

　　经由《觉醒年代》的热播，我们看到主旋律逐渐形成了独立的语法体系，青春的感召力不再来自明星工业生产的偶像魅力，而是来自理想燃烧的“青春之国家”、时代激荡当中一个个鲜明饱满的“青春之我”，如毛尖所说“在基本面上重启了少年中国，重返历史青春”。 “青春之国家”与“青春之我”的塑造得益于该剧成熟的叙事结构与风格化的镜语体系，这与探索时期的主旋律叙事相比，发生了如下转变。

　　首先，于观众而言，对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认同机制发生改变，观众经由认同剧中角色而认同角色所指向的革命烈士，再由于认同角色和烈士而认同其扮演者，观众对历史的体认更加深刻，情感也更强烈。

　　其次，对演员来说，剧作在艺术和技术方面的成熟对演员的表演提出更高的要求，也为演员塑造角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

　　由此反观近期“破圈”的主旋律影视作品，都遵循着类似的逻辑。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不论是《觉醒年代》《1921》还是《革命者》，虽然年轻演员屡见不鲜，但还有很多主要演员的年纪要远大于他们所扮演的革命英雄——《1921》当中李达时年31岁，扮演者黄轩41岁;王会悟时年23岁，扮演者倪妮33岁;《革命者》故事开始时毛泽东19岁、李大钊23岁，其扮演者分别为34岁、45岁;《觉醒年代》开场李大钊26岁，扮演者张桐41岁。“老”演员扮演少年英雄而不违和，固然有服装、化妆、摄影、灯光等技术助力，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基于新语法体系的认同机制转变——从自演员而角色，到自角色而演员。如此，在“少年中国”与“青春历史”的“光晕”映照下，中生代演员得以焕发蓬勃朝气，并借此“圈粉”无数。

　　不妨将建党百年之际涌现的这一批佳作看做是主旋律影视剧青春编码的2.0时代。如果说主旋律影视的新主流转向是与粉丝文化、明星工业等消费主义话语博弈的结果，那么从1.0时代“谁红谁演”到2.0时代“谁演谁红”，则折射出博弈过程中力量对比的变化:迭代之后的主流叙事形成了青春编码的新语法，对消费主义话语从倚重到独立，甚至大有反向输出的趋势——演员由“青春之国家”和“青春之我”而获得“灵韵”或者说魅力，在剧集“破圈”的同时演员的口碑和商业价值得到极大提升。

　　青春编码的迭代升级，一方面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扶植和艺术创作者的孜孜求索，另一方面则根源于受众需求的转变。1.0时代的青春肉身激发了受众对主旋律的兴趣、培养了观影习惯，是审美积淀的过程，由此观众的审美品位得到提高，“拼盘式”和“数星星”式的快感不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这是编码迭代的审美动因。而疫情带来的国内国际局势的历史性变化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同时“福报”制工作状态、“内卷”化生存环境等社会问题，如周展安指出，加深了年轻人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也萌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兴趣，1.0时代单薄的叙事和人物难以言说更加深刻的体验、情感与思考，这是编码迭代的社会动因。由于审美和社会的共同助推，主旋律影视剧由探索走向成熟，呈现出崭新的美学面貌。在以《1921》《革命者》《觉醒年代》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主旋律影视作品当中，艺术性、思想性、娱乐性和商业性得到了很好的平衡，主旋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或许我们可以说，青春编码向2.0时代的升级也同时意味着中国的主旋律影视剧由此进入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