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文城》:悲情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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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文城》:悲情的重构


栏目: 文化新闻动态   作者:佚名   热度:

三问《文城》:

■好故事即是好小说吗?

■人物性格是否存在“扁平化”的倾向?

■过度整饬的文学工艺是否会损坏混沌而宏大的气象?

余华《文城》:悲情的重构

《文城》 余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文城》来了,余华的堂皇回归,让众人瞩目。尽管如此,《文城》并未赢得一致的赞誉。争论从报纸、杂志延伸至更为快捷的微信朋友圈。余华的拥趸们激动地说,曾经写出《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这种表述隐含的迂回前提是:《活着》公认为标杆式作品,之后的《兄弟》和《第七天》出现下滑;《文城》不负众望,恢复一个先锋作家既定的高度。相对于正方的慷慨肯定,反方的不满之辞委婉而谨慎。人们首先肯定《文城》是一部杰作,但是,某些方面似乎还不够饱满,存在小小的遗憾,譬如,好故事即是好小说吗?“好看”之余是不是还得有些别的什么?人物性格是否存在“扁平化”的倾向?情节是否显现出某种封闭性,乃至迹近类型小说?如此等等。显然,这些异议察觉到相似的问题,各种表述逐渐汇拢到共同的轨道上来。

《文城》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梗概并不复杂:主人公林祥福接纳了路过的两个“兄妹”,并且娶“妹妹”纪小美为妻。数月之后,纪小美卷走林祥福的一半财产离奇地失踪。过了一段时间,怀孕的纪小美突然返回,产下一女之后再度不辞而别。《文城》的大部分情节是林祥福携带女儿漫漫的寻妻之旅:他抵达溪镇结识陈永良一家,与妓女翠萍往来,死于土匪张一斧之手……当然也可以说,他在对纪小美的思念中耗掉了后半生。如果说,每一个成熟的作家无不按照自己的风格重构故事梗概,那么,余华的叙事赋予《文城》强烈的悲情。

的确,曾经写出《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与《活着》相似,《文城》强烈的悲情很大程度地源于一个叙事策略:回避生活的复杂纹理。《文城》没有令人爱恨交加的人物,没有令人迷茫的历史岔道,没有忠孝不可两全的犹豫和痛苦,也没有政治与友情、亲情、爱情之间乱麻一般的纠缠与矛盾。《文城》的绝大多数人物性格始终如一:林祥福矢志不移地寻找失踪的妻子,周围的每一个人物坚定地履行与生俱来的使命——仁慈的,仗义的,纯朴的,凶残的。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许多人日常生计举步维艰。尽管如此,他们安分踞守于自己的生活位置。没有令人不安的非分之想,没有尔虞我诈的密谋与阴险。商会会长是一个负责的乡绅而非为富不仁;普通村民、佃农乃至妓女无不恪守古老的道德准则,没有人因为穷困而谋求不义之财。《文城》之中的土匪凶悍异常,尤其是张一斧杀人不眨眼。

《文城》的众多人物表里如一,轨迹单纯,善与恶针锋相对,爱与憎泾渭分明。军阀混战,匪祸频仍,林祥福、陈永良乃至顾益民左支右绌,每况愈下,然而,他们的为人处世从未放弃“情义”二字。愈来愈严峻的生死考验之中,“情义”闪烁出愈来愈纯粹的光芒,令人潸然泪下,令人肃然起敬。余华似乎不屑于考察剧烈冲突的夹缝里某些暧昧的暗角,那儿的善恶评判可能不那么清晰;也不屑于捕捉浮絮一般拂过内心的几丝嫉妒、怯懦、羞涩、贪婪,那些心思若有若无,幽暗不明。总之,故事周围种种毛糙的边角料被大方地裁掉了。

如此光滑的几何形状是否少了些什么?过度整饬的文学工艺往往会剔除各种错杂的成分,损坏混沌而宏大的气象。对于《文城》说来,强烈与单调之间平衡并非多余的问题。当然,余华的叙述语言对于二者的平衡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意义上说,《文城》不时流露的戏谑口吻不能仅仅解释为调侃取乐。对于情节的某些动机、转折、多种演变的可能,《文城》放弃了针脚细密的分析与描写,余华式的幽默显现出举重若轻的风度,譬如人票被土匪割去耳朵之后不可控制的身体倾斜,溃败的军阀涌入溪镇寻欢作乐,朱伯崇组建民团的射击考试,甚至林祥福与张一斧最后的殊死搏杀也包含了喜剧因素。正如喜剧美学显示的那样,戏谑、幽默与描述的生活表象保持无形的距离;笑声隐含居高临下的俯视,这既是一种美学观念,也是一种生存姿态,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地投入生活,丝丝入扣地找出情节的内在肌理,分析、思索、激情、愤怒仿佛过于严重,幽默与诙谐才是恰如其分地面对生活乃至面对苦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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