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简牍——“简”述千年往事

　　敦煌悬泉置遗址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悬泉汉简

　　武威汉代医药简

　　本报特约撰稿人 梁兴明

　　在纸张发明、普及前，简牍是中国最普通、最常用的书写载体。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简，牒也”，“牍，书版也”。简牍是古代书写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的统称。

　　甘肃是文物大省，历史上历代遗存下来的文物异常丰富。简牍能在甘肃保存，有赖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因素。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把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敦煌和居延木简、故宫明清档案列为四大发现。20世纪80年代，简牍研究成为国际显学，甘肃简牍在这门显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甘肃不仅是近代以来最早发现汉简的地方，也是百年来出土简牍最多的地方之一。

　　甘肃简牍基本情况

　　甘肃简牍以秦汉简为主，出土数量达7万枚，大体由5部分构成：

　　（一）放马滩秦简。1986 年 3 月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今麦积区）党川乡境内的放马滩一号秦墓。竹简按形制可分为甲乙两种。

　　放马滩秦简的主要内容是古人选择时日吉凶的《日书》。甲种简内容单一；乙种简内容较复杂，除部分内容与目前已公布各批《日书》基本相同或大体类似外，尚有大量篇幅为其他《日书》所未见，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放马滩秦简以日数、时数占卜疾病、盗贼，以十二律配三十六禽占卜疾病等占卜术，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秦汉时期术数体系的认识；有关二十八宿距度的记录，是我们研究古代天文历法的珍贵原始资料；有关十二律数、生律法的记载、表述比《吕氏春秋》等典籍中的相关内容更明确，为我们最终解决早期音律学中声律次序究竟为“先益后损”还是“先损后益”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二）居延汉简。居延地区指黑河中下游地区，位于今甘肃省金塔县和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属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府和肩水都尉府管辖。近百年来居延地区出土了3万余枚汉代简牍。具体出土地点有30处左右，大都是长城烽燧、城鄣、关卡遗址。

　　居延汉简的内容主要是与军事、政治活动相关的汉代屯戍文书，也有和地方行政及社会、经济相关的其他文书，以及个别文献典籍。居延简牍内涵丰富，除了汉简外，还有个别西晋简牍。如：1982年8月在甲渠候官遗址坞墙外层土坯夹缝中就曾出土一枚晋武帝“大（太）康四年”纪年简。这枚西晋简的出土，证明了居延地区有魏晋遗存存在和中原王朝经略古居延地区的延续性，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三）敦煌汉简。它是1907年以来在今酒泉境内的敦煌、瓜州、玉门、金塔北部汉晋边塞及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的总称，由于其中汉简占绝大多数，故经常被学界概称为“敦煌汉简”。

　　从内容、性质来说，敦煌汉晋简牍与居延汉简基本一致，同是当时边疆地区军事屯戍的遗物。从出土地来说，主要出土于疏勒河沿岸长城烽燧遗址，其中大部分烽燧属汉代敦煌郡管辖，小部分属酒泉郡。敦煌汉晋简牍的出土，丰富了我们对汉晋边疆军事屯戍和河西历史地理的认识。与作为军事重镇的居延相比，敦煌还具有交通要道的特殊地位，其简牍不仅代表了边塞防御制度的一般概况，还较多地反映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意义非常特殊。

　　1990年—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木简35000多枚，有字简23000多枚，内容多为邮驿资料和中西交通方面的记载，学界称之为“敦煌悬泉汉简”。悬泉汉简以木质为主，竹质极少，按形制可分为简、牍、觚、两行、封检、削衣等六种。字体有隶书、草书和半隶半草的草隶体，及习字者所书的小篆和早期楷体字。悬泉汉简的数量、内容和发掘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都可推为近百年西北简牍之最。悬泉汉简的发掘拓宽了汉代邮驿制度、汉羌关系和中西交通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对进一步深入研究两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交通、民族、文化、习俗等至为重要。

　　（四）武威汉晋简。从1945年武威剌麻湾木简出土至今，武威已近十次发现汉晋简牍，总计600余枚，其中主要有“仪礼简”“王杖诏书令”“武威医简”等对推动学术研究有极大意义的简牍材料。主要有：1.剌麻湾木简。1945年11月夏鼐、阎文儒在武威县（今凉州区）南剌麻湾掘得有字木简7 枚。2.磨嘴子6号汉墓简。1959年7月甘肃省博物馆发掘位于武威县新华乡缠山村磨咀子的6号汉墓，出土简牍近500枚。这批简牍是西汉后期之物，主要内容是《仪礼》的部分篇章。武威仪礼简的出土和整理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在二十世纪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3.磨嘴子18号汉墓“王杖十简”。在该墓出土了松木简10枚。墨书隶体，字迹清晰，内容即是汉代养老尊老、尊礼高年“受王杖者”的规定，故被称为“王杖十简”。4.磨嘴子征集汉简“王杖诏书令”。内容类似“告地册”，与秦汉时期的神秘主义文化有关。5.旱滩坡19号晋墓木牍。这批简牍应是东汉初年之物，内容主要是律令条文，其中有些律文与优抚高年、保障农时、度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