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在我心里的那对红大门(2)

　　我这人的联想能力比较差，不能举一反三，做事只凭“撞大运”，因为那之后我又在大经路距三马路的路口北侧不远处，“撞”到了南关区图书馆就在路西。这里距我家更近了一些，所以也成为我光顾的地点之一。

　　又过了不知多久，我在珠江路当时的红旗电影院斜对面（东二条附近）发现了宽城区图书馆（下称“宽图”），它隐藏在一座旧楼的某层里（似乎是二层吧）。虽然我不知道这座楼的年龄，但从它那一踏上就吱吱嘎嘎作响的木楼梯和看上去年深日久的木地板上，就可推断出这座楼是有历史的。

　　宽图距我家更近了，所以我又有了节省跑路时间的读杂志看报纸之地。当时的长春市只有四个区，分别是宽城、南关、朝阳、二道（曾用名“二道河子”）。那些年除了二道的图书馆因为距我家太远没去过，其他各个图书馆都曾有我留下的足迹（二道图书馆我在十几年前去过，已是新馆）。而90年代中期才设立的绿园区，因为距我家较远，我从没去过那里的图书馆。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形势的一步步好转，各个图书馆也都在更新换代。先说距我家最近的宽图，它在迁往新址前曾进行过公开招聘，我也曾去报名。但因为我当时的“身份”是工人，而应聘条件至少得是合同制干部，所以我的美梦落空。90年代初期，我终于成为一名合同制干部，并且工作地点就在宽图附近。只是那时工作繁忙，我反而很少有时间去图书馆了。

　　1992年，市图迁往位于同志街1956号的新址。我除了偶尔去听讲座，已经很少光顾这里。有一件趣事是，在本世纪初，市图的阅览证是分为几个级别的，级别不同，可进入的阅览室和可借阅的图书不同。我当时办了一个最高级别的证，可是在其有效期内只借过一本杂志，目的是复印上面的一幅漫画，用在我们单位的内刊上（也不知算不算盗版？）。而我办阅览证的那份投入，足够买很多本这种杂志。

　　省图在2014年迁入了新址，新馆在人民大街与南环城路交会处的西南角，据称它已踏入世界先进图书馆的行列。曾经以为这是远离市中心的位置，但2017年地铁1号线开通后，像我这样的无车族去省图也非常方便。而从多年前开始，我偶尔去省图的目的主要也就是听听讲座。

　　我曾在工厂工作了11年，那期间去各个图书馆至少有数百次。如果现在做个盘点，长处是，从所读过的报刊杂志中我获得了很多知识；短处是，我没有选择一个专业，所以对各种知识都是略知一二，属于样样通样样松的“万金油”类型。

　　有些人跑图书馆是冲着“纯文学”去的，而“纯文学”对我的吸引力不是很大——我是冲着报刊杂志去的。那些杂七杂八的知识充实了我，让我在给报纸写“豆腐块”时有了足够的书面语言。

　　那些年，我曾在长春市内几乎所有公开发行的报纸上都发过短文。凭着这些“豆腐块”，我在80年代末被一个区级机关借调去做了三年半的管理工作。后来感觉自己并不喜欢那种工作状态，于是在“公司热”中流向社会，90年代末又开始接触媒体。

　　新世纪到来时，媒体的数量已比以前增加了很多，我也凭着多年的文字积累，以40多岁的“高龄”正式进入媒体工作。因为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我在几个月后就被擢升为中层管理者。虽然由于能力所限，我多年“滞留”在同一岗位，但能基本上适应工作的需要，这与我曾经多年浸润于图书馆的阅览室不无关系。

　　在我成为媒体人之后，我们单位就有以报刊杂志为主的阅览室，虽然其数量远不及图书馆的阅览室，但也足够我“享用”的，所以就不用再去图书馆看报刊杂志了。而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很多知识在网上即可获知，实事求是地说，图书馆对我的作用已经减弱。但我相当于是吃各个图书馆“百家饭”长大的，这份“哺育”之恩，我永志不忘。

　　我小学和中学时代都受到过时代的影响，书本知识匮乏，又没上过正规大学。而图书馆为我充了电加了油，让我能“半路出家”，从事自己喜欢和可以胜任的工作，做到了爱好和工作相结合，虽然没能大富大贵，但也足以可慰平生所读过的文字，算是人生一大幸事，所以我从心里感激图书馆。（作者：陈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