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诗人吴惟信知名度不高,但他的《苏堤清明即事》却脍炙人口:“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诗虽短小,容量却很大,从白天写到日暮,既追思了“苏堤”修筑者苏东坡,又描写了人们踏青的热闹,把清明节的西湖描绘得宛如人间天堂。
这不奇怪,连“欲断魂”的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清明日也不忘到“杏花村”里喝杯酒。不过,与扫墓、踏青、喝酒等构成古代清明节重要内容的,还有防疫。南宋诗人张炎《朝中措·清明时节》最后两句“折得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告诉现代人,古人清明节还用“插柳戴柳”方式“防疫”。
唐代文学家段成式笔记小说《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忠志”条曰:“三月三日,(唐中宗)赐侍臣细柳圈,言戴之免虿毒。”北宋孟元老史料笔记《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条谓:“清明节,寻常京师(开封)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用面造枣(食固)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予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头……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南宋文学家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祭扫”条曰:“都城(杭州)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大家则加枣于柳上……”明代文学家张岱《夜航船》卷一说,“今小儿清明戴细柳圈”源于唐,目的是“带之免虿毒瘟疫”。
清代富察敦崇史料笔记《燕京岁时记》不仅交代清代人延续“戴柳”习俗,还引北宋教育家吕希哲《岁时杂记》阐述了“清明”定义及当日“戴柳”肇始者:“万物生长此时,皆清净明洁,故谓之清明。至清明戴柳者,乃唐高宗三月三日祓禊于渭阳,赐群臣柳圈各一,谓戴之可免虿毒。今盖师其遗意也。”其实,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就已“插柳防疫”了。北魏农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就有“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的说法。
古人缘何将“柳”当作防疫“神器”?东汉史学家班固《白虎通》卷四十三“崩薨”条引春秋《含文嘉》说:“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地位极低的“柳”却代表了最低层老百姓心声,作防疫“神器”群众基础强大;柳是春回大地的急先锋,喜光、喜湿、耐寒,适应性和生存能力强,用它防疫寄托“生”的愿望;春天的柳枝确有药用功效。东晋医学家葛洪《肘后方》、唐代医学家许仁则《子母秘录》等诸多古代医书对柳枝、柳叶、柳絮、柳芽的医药作用均有记载,唐代医学家王焘辑录的《外台秘要》介绍得更具体:“每朝杨柳咬软枝头,蘸药揩齿,香而光洁。” 看来,古人清明“插柳戴柳”防疫包含了复杂的情感意蕴。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但它带有节日的氛围。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便形成一套适应季节变化的“月令制度”,踏青、荡秋千、踢蹴鞠、插柳戴柳等可视为古人在大自然发生季节转换过程中,对大自然的一种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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